“德國隊的隊服太TM好看了,導致我注意力總是不能集中!”南非世界杯時,服裝設計師張娜在微博上如此感嘆。在德國隊與阿根廷隊的1/4決賽中,一襲黑衣的德國隊以4:0擊潰阿根廷隊,令所有人瞠目結舌。有人認為,德國隊穿的黑色隊服與納粹黨衛隊的全黑色軍服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球場上默契、堅韌、奔跑迅猛的黑色帶來了一股團結的、神秘的力量,以及“意志的勝利”(尹麗川語),而阿根廷隊服上的藍白條紋,相形之下,就像一種散漫的、需要拯救的病號服。
制服,是表明人從屬于某一群體的工具。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每一種群體都需要一些標志來與其他群體進行區隔,而制服就是社會用來區隔人群的最簡便的方式。當你穿上制服,就意味著你對某種規則的認同和服從,這是完全由別人來決定的衣服,就像美國社會學家菲利普·史雷特(Philip Slater)說的:穿制服的人只是他人意志的延伸物。
但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強調自我的時代,自由、獨立、個體、網絡化……到處都是自我、個性。然而從學校到快餐店到軍隊,制服無處不在,所有人都試圖穿得和其他人一樣……為什么？
權力的衣著
在有關制服的論述之中,也許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Leonardo DiCaprio)提供了最精彩的演繹:在《貓鼠游戲》(Catch Me if You Can )中,這位帥得不太靠譜的男孩在每次行騙之前,都不忘換上一身真正的職業制服,醫生、警察、保安、律師、飛行員、銀行家……凡是你能想到的可靠職業,基本上都被他冒充了個遍。在這里,制服不僅僅標示身份,告訴人們穿著者的性別、階層、社會地位等,更是利用這種人們對這種制服語系的解讀進行偽裝、遮掩,甚至欺騙。在莎士比亞的著作中,國王讓他的傳令官穿著極其華麗繁復的制服,令其與貴族和資產階級談判,以此告知對方:看見我的衣服便知是我。如果一位身體孱弱的人穿著惹人注目的軍裝出現在春節探親的中巴車上時,小偷和強盜往往對他會有所忌憚。他身上的軍裝像是具有某種魔力的保護罩,令其在面對一個混亂、無常的世界時感到安全,同時它也帶來了假象。那些站在高檔別墅區的門口的保安,往往穿著酷似五星上將的制服,這似乎是另一種狐假虎威。而在富士康的打工者中,穿著保安制服和穿著普通工作服的人,往往隸屬于權力的不同階層,雖然他們可能都來自同一個村子,住在同一間宿舍。
顯然,制服與權力相關,每一件制服,背后都是權力意志的體現。“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衣裳,毋寧說是制服,標志著我們對于特定共同體的從屬關系,表達著我們與別人分享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制服表明了某種群體意志的存在,它是體制,是秩序,是規則,它給人以安全,予人以力量和榮耀。從古以來,每一個朝代都會制定自己的服飾制度,“輿服制”是統治者最先看重的東西,即便是民國,從創立伊始便制定了《服制條例》,規定國民尤其是公務員的穿著,其細致到質料、顏色以及該釘多少粒紐扣,都有嚴格規定,“質用絲麻棉毛織品,色藍,紐扣五”,且公務員制服“限用國貨”。制服是權力的著裝,而最具權力感的制服,無疑是軍服和警服——最初的警服也大多仿自軍服。大多數公民都喜歡警察穿著源自海軍的深藍色制服,認為這樣才更勝任警察工作,更能做好服務工作。如果警察不佩“武裝帶”、槍套、手銬、警棍、罰款就沒有地方放,警察就會覺得赤手空拳,無能為力。有意思的是,制服有時候不只是一個名詞,更是一個動詞。在西安,一個名叫王平的警察在街頭打人遭到投訴時,他告訴記者:“‘打’,從專業的角度講那叫制服,如果民警在辦案過程中,遭到反抗,民警可以使用警械來制服。”
護士穿上白色制服是細菌被發現之后才出現的事,在這之前,潔白和神圣都與健康無關。最早的護士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的普魯士,為了與當時修女的黑色服裝相區別,設計者采用了深藍色及地長衣,配一條藍色的棉布圍裙,衣領是白緞帶制成的,而下巴則系著一只白口罩。
在制服之下,個體是被遮蔽的、被馴服的,但反制一直存在。在香港警匪片中,作為主角的探長、警官,往往一身便裝就孤身迎敵,制服于他而言更像是某種限制,“與其他人一樣”多少消減了他作為孤膽英雄的特立獨行的形象——除非他歷經艱險,最終破案成功,他才會一身穿戴整齊地接受上級的獎賞。在這里,制服代表了社會的規則與榮耀,而便服則象征著個人的自由與獨立價值。當他通過個體的努力獲得成功,從而接受社會的承認與許可,其方式就像是水滸英雄的結局:招安,只不過是以制服的形式。
